关于修禊的故事
○ 成立笠
古老的锦绣中华,何处没有古迹,何处没有胜迹?胜迹由人赞颂,隔代即为古迹;古迹吟咏的人多了,又转而成为胜迹。不论多少年后,山水犹在,精魂存留,走一走,看一看,抑或是并不惹眼的地方,而且是极为短暂的一瞬,那些古代学人们之精神和体魄、深邃和幼稚、学识和游戏,都能给人以真正的休憩。而在这种休憩的同时,那超迈的感叹和鸟瞰历史的达观,定能把你来时心头的波折熨抚得平平展展,从而使你不去计较往日看似灿烂的浮火,而只去体会人生的重重的厚味。尔后,你定会告诉你的朋友们,使他们也在百忙之中抽暇到此地一游。 即使是再贫陋的所在,只要弄出一个秀雅的名称出来,也会顿生风光。名号便是一切,实质可以忽略不计,这便是中国传统文明。记得鲁迅说过,只要翻开任何一部县志,总能找到该县的“八景”或“十景”,实在没有景致了,也可想出“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的名目,于是,一个荒村,一所破庙,一口老井,也都成了名胜。 在全国各地所有的这些所谓胜迹中,古人那无处不在的题咏,不论是诗歌或文章,也不论当时他们是有意抑或无意,其所作所为,在今天看来,即是他们的旅游宣传,而且是高超的旅游宣传。 修禊就是一种载体。 修禊,本起源于我国周代的一种古老习俗,即农历三月上旬“巳日”这一天,人们相约到水边沐浴、洗濯,祓除不祥,以待终年受益。而开饮酒赋诗修禊之先河者,则是东晋名士、大书法家王羲之。东晋穆帝司马聃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王羲之与当时清谈名士谢安、孙绰等41人,列坐于会稽山阴的兰亭水边,觥筹交错,游戏赋诗。其规则是让盛酒的羽觞顺流而下,如搁浅于某人之前,他就必须即席赋诗。这天,有26人作诗,事后择37首编成了诗集《兰亭集》。王羲之为其作序——千古不朽的《兰亭集序》就这样诞生了!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 这是一种聚会,一种仪式,一种感召,一种狂欢,也是一种释放,它把散文升华,付诸书法造型,又反过来以书法造型提升了散文的品位,并引发出了人性回归。那37首诗作,今天没有多少人能背下来;但这篇散文,特别是这副书法作品却千古流传。而与此同时,兰亭,这么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亭子,即使在今天,当代大都市的忙人们,利用黄金周或某个其他机会,到此转上一转,立即会使平日里的行政烦嚣、人事喧嚷、滔滔名利、尔虞我诈瞬间净化,仿佛走进一种清空的启悟之中,没有了人世间的污淖与黄浊,看到的只是清澈与静谧、达观与苍凉,刚才还是秋风初起、晚雨潇潇、烟水迷蒙、白露横江,立时便春潮初动、冰河解冻,喜不自胜,笑逐言开,使人不由得神醉情驰,流连忘返。 为什么这么说呢?毕竟,清风细雨和闲花散月是一种情调,而为事之忧与生命无常则更是一种境界。文人们总是孤独的,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藏起来;但文化的本意却又是沟通与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次或若干次聚会,那怕是跨越时空也有所不惜,这是人类所共通的。也正因为如此,诗人们潮水般的感情才会永不枯竭,一枝枝生花妙笔“金针暗度”,写诗人与读诗人的感情在诗词中一同升华、一同净化、一同悲泣。而这个兰亭就做到了这一点,它给浮嚣者以宁静,给躁急者以清冽,给高蹈者以平实,给粗犷者以婉约,人生见灵动,世界见精致,历史见风韵。这就是今天的人们为何还一次又一次地长途跋涉的道理。这就太有意思了,文人的魔力,竟能把一个偌大世界、离京城如此遥远的偏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胜地,在他们的棉布青衫里,究竟蕴藏着什么样的玄机与法术? 到了唐代,在长安曲江沿岸建有曲江亭,大约从唐中宗李显神龙年间(705至706年)开始,每逢“巳日”(也包括中和、重阳等节日)这天,百僚会宴于此亭,这即是后人所言的“曲江大会”。因为会址在曲江池西之杏园内,故当时亦称“杏园宴”,它是发生在首都长安的修禊活动。此后不久,“曲江大会”即衍变为一种风俗,地点又转到了曲江池东之芙蓉园(即今天之大唐芙蓉园),每年新科进士齐集曲江进行宴庆,内容有二:一是宴会游玩,二是吟诗讴歌。到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713至741年),在芙蓉园内,还增建了紫云楼、彩霞亭等建筑供人游赏。 “三月三日气象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芙蓉园内青林重复,绿水弥漫,景色十分优美。进士们在拜谢“座主”(考官)、参谒宰相后,便尽性地游赏曲江,再赴杏园宴、闻喜宴、樱桃宴、月灯宴等。特别是“曲江流饮”,以自然山水的形式,营造出了淡泊、幽雅、含蓄的景观空间,以酒文化形式表现文人寄情山水,探求深层生命意义的真趣,遂为一时胜事。宋之问“风来花自舞,春入鸟能言”,王维“清歌邀落日,妙舞向春风”,李绅“春风上苑开桃李,诏许看花入御园”,姚合“江头数顷杏花开,车马争先尽此来”,以及刘沧“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和卢纶“菖蒲翻叶柳交枝,暗上莲舟鸟不知”等再好不过的优美诗句皆产生于此间。最有趣的是大诗人沈佺期,他所写的“只为看花鸟,时时误失筹”诗句,是说他为看此地的景致,竟在赌博游戏时错了牌。如此诗句,其煽情作用不言自明。旋即,“曲江流饮”成为著名的“长安八景”之一,芙蓉园也成为了今日之名园,曲江成全了他们,他们也成全了曲江。 跨过千载后,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发生在江苏扬州的三次“红桥修禊”,则把这种“诗歌演唱会”推到了极致。 第一次是康熙元年(1662年)三月三日,时在司执刑狱的年轻推官、大诗人王士禛(号阮亭,又自号渔洋山人,后人亦称王渔洋)于当地的“红桥”(其实为明崇祯年间所建的一座极为普通的小木桥,后,到清乾隆年间才改为石桥,长约八米,仅三孔)所发起的修禊活动。时值春日,参加活动的名流文士,荡漾于碧波之上,饮酒赋诗,以“红桥怀古”为题即席唱和。事后,由组织者经过筛选,将最佳者编成了《红桥唱和集》三卷。 毕竟是主持者,在所有诗人中,王士禛果然技压群芳,词作大受众人称赞。请看其《冶春绝句》: 红桥飞跨水当中, 一字槛杆九曲红; 日午画船桥下过, 衣香人影太匆匆。 其后二句“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以一个在此地司空见惯的图景,以极为细小之镜头,以作者之灵感,向读者描绘出了发生在这个春日里稍纵即逝的一袭朦胧美,并定格于笔端,画龙点睛,拨云见日,道出了每一个读者平日里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感觉,并引发了极大的共鸣与认同,从而回味无穷,广为传唱。几年后,就连王士禛自己也不无得意地大有与先辈王羲之较劲之架式,在为其诗集作序时说: “红桥即席赓唱,兴到成篇,各采其一以志一时盛事,当使红桥与兰亭并传耳。” 第二次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三月三日,孔子64代孙,不到40岁即受康熙皇帝破格任用的国子监博士孔尚任因事途径此地,又一次发起了“红桥修禊”。此次参加者凡24人,其中还不乏当年与王士禛相从过密者。 不愧是写过《桃花扇》的文学、戏剧大师,在他遍游了扬州的红桥及观音阁、茱萸湾、平山堂后,怀着对王士禛(阮亭)极为崇敬的心情,他诗兴大发,在这次修禊日写作出了大量绝妙佳作。请先看其七律《扬州》诗: 阮亭合向扬州住,杜牧风流属后生。 廿四桥头添酒社,十三楼下说诗名。 曾维画舫无闲聊,再到纱窗只旧莺。 等是竹西歌吹地,烟花好句让多情。 再看西江月《平山堂怀王阮亭》词: 花事清明五度, 衣香人影匆匆, 风流司李管春风, 又觉扬州一梦。 杨柳千株剩绿, 芙蕖十里残红, 重来谁识旧诗翁, 只有江山迎送。 而就其规模、影响言,称红桥修禊之最者,当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三月三日,也即距第二次“红桥修禊”69年后,由时任两淮转运使卢见曾(雅雨山人)主持的第三次红桥修禊。此次卢见曾自作七律诗4首,而和者竟达7000余人。后筛选其佳作编书300余卷。其中“十里亭台通画舫,一年箫鼓到深秋”、“岁时社集牛歌好,乡里筵开白发尊”等名句,读来更令人耳目一新。 这几次修禊,当给今人如下启示:第一,主持者均是当时门无车马,座有清风的高士、名士。王士禛为大诗人、文艺理论专家,孔尚任既是圣人后裔,又是文学、戏剧大师,而卢见曾以科举入仕,曾因得罪于同僚而遭“弹劾”,乾隆皇帝“薄其罪”予以宽大放之,可见其在清廷地位如何?故由这一批人主其事,定会一呼百应。第二,诗人的平民化与平民的诗作者。比如福建名士林古度,曾入清不仕,身佩万历钱一枚,以示不忘故国,时已85岁,白发苍苍,贫病交加,饥寒交迫,曾在冬日写诗道:“老来贫困实堪嗟,寒气偏归我一家。无被夜眠牵破絮,浑如孤鹤入芦花。” 王士禛正是读了这首不忍卒读的诗作后,才对他恭敬有加,敬为上宾的。即使到了晚年,王士禛还怀着对斯地的依依之情,在其大作《渔洋诗话》中说:“余在广陵五年,多布衣交。”卢见曾也是一样,在他刚刚平反重返扬州后,恰遇《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客死扬州,无人照料后事,他义无反顾地伸出援助之手,送走一代文豪。这样,就不难解释最末一次修禊为什么能群贤毕至,有从40到80多岁的7000之众参与了。第三,则是结果。前面说过,所谓“红桥”,其实是一座普通的小木桥,明末建造,时间并不久远,然而经过这几次“修禊”,不久“红桥”就变成了“虹桥”,转眼间便由色调美升华为形态美。其后产生的一首《梦香词》就说:“扬州好,第一是虹桥。杨柳绿齐三尺雨,樱桃红破一声箫。处处住兰桡。”如此,自然而然地吸引了如学者戴震、汪楫,书画家郑板桥、高凤翰以及书生、乞儿、渔翁、樵夫、和尚、道士、三教九流到此一游。
责任编辑:张荣 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