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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饪高手荆永鸣
陶 冶

荆永鸣简介
荆永鸣,男,生于1958年。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人。著有散文集并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作品曾获全国煤矿文学创作“乌金奖”、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短篇小说《外地人》获“新世纪第一届北京文学奖”、《小说选刊》奖,中篇小说《北京候鸟》获“人民文学奖”,并有部分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现在平煤(集团)公司驻北京联络处工作。
主要作品
《狭长的窑谷》、《和好》、《辞职》、《老师》、《大款》、《玩笑》、《要腿》、《外地人(四题)》、《等待巴刚》、《外地人(两题)》、《口音》、《足疗》、《取个别名叫玛丽》、《耳环》、《远逝的云》、《北京候鸟》。
荆永鸣和他笔下的生存群体
○ 冯 敏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市化进程造就了一个新的生存群体,即流动于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打工族,其主体是来自农村的青壮年劳力,也称“农民工”。这些年来反映这一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不少,但能与这一群体息息相关感同身受的作品并不多,某些同类作品往往居高临下地对这一群体的生活状况作乌托邦式的描绘,流露许多病态的东西。文学作品是时代生活的记录,很难设想这些小资情调十足的作品会给后人认识这一段历史留下什么有用的东西? 好在文坛涌现了一位荆永鸣,他不但丰富了当代小说的写作资源,拓宽了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视野,更以普罗式的道义同情唤醒人们的良知,以更为客观的态度理性分析和对待这一新的生存群体。这是从认识论和反映论的角度分析作者的文化立场,强调的是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也许会有人不屑于谈论这些老话题,而实践一再证明正是在这一基本问题上的认识偏差,导致文学创作脱离生活脱离时代脱离读者而陷入举步维艰的地步。荆永鸣的创作实践,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先有生活,后有创作。作家真诚地对待生活,生活才会给他以厚爱;真生活不骗人,伪生活才骗人——骗读者更骗作家自己! 谈论荆永鸣的小说,不能不谈他小说中众多精彩的细节,而细节是小说的生命。一个作家如果弄不出好细节,剩下的就只能靠“说”了。当下小说一大通病就是作家个个争做思想家,“话痨”似地宣讲主题——说些猴子如何变人的粗浅道理。一个小说家靠“说”思想,艺术上基本完蛋了。而荆永鸣的小说从不做道德说教,他信手拈来一个细节就救活全篇。论小说技法,荆永鸣并未达到纯熟地步,在这方面他尚有很长的路要走。他的小说主要是靠充沛的元气支持,五年多的打工经历使他有太多的故事要讲,有太多的人生感慨要借小说抒发。以《北京侯鸟》为例,小说中精彩的细节比比皆是,忍俊不已的同时又催人思考感人泪下。 有评论家把荆永鸣们的小说归类为“新写实小说”的重新崛起,我完全不能同意这种看法。且不论此种说法在逻辑上能否成立。仅就荆永鸣小说的思想内涵情感深度、作品所反映的时代背景以及批判锋芒,都是“新写实小说”未曾达到的。 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话语是“痛苦”,90年代流行的是“烦恼”,如今改成了“郁闷”,而贯穿于荆永鸣小说中的关键词不是这些,他说“尴尬”,尴尬其实也是一种生存状态和文化状态。荆永鸣在创作谈中这样感慨过:“反观自己的小说,突然发现,我笔下的人物差不多都处在不同的尴尬里……如此说来,‘尴尬’是不是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为我小说里的一种符号呢?这是没办法的事。进入城市的外地人,总是比城里人有着太多的阻隔,也有着太多的尴尬。在尴尬中坚守——也许,这是我们惟一的出路。”与其说这种尴尬是他小说人物性格中固有的,是荆永鸣对“外地人”身份的认同感,不如说是我们大家共同要面对的——是我们在相互悖反的理论命题中做一种两难选择时的尴尬。这是一个联系着我们当下经验的关键词! 读荆永鸣的小说,不能忽略他在小说语言方面的特色。在看厌了新华体和翻译腔的叙述语言后,荆永鸣的小说语言给我以耳目一新之感。那种联系着当下生活经验的,与普通百姓情感息息相关的,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语言,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如此鲜活生动的语言,在书斋作家的作品里是看不到的。荆永鸣的小说里夹杂着不少经过提炼的北方方言,还有比较地道的京腔。这使阅读过程变得生动有趣。看得出来,作家在搜集整理这些语言时是下了功夫的。 实事求事的说,荆永鸣的小说还缺乏严格的训练,也许这与他的生活处境有关。小说与散文不同,写小说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作家的写作过程,就是自我训练的过程,一个有一定文学修养的人,可以偶尔写篇相当不错的散文,但是没有经过训练的人,肯定写不好一篇小说。荆永鸣的小说反映的还是生活的原生态的东西,今后如何把这种原生态的东西提炼到新的文学高度?这是我们的期待也是读者的期待。思想的穿透力和小说的章法结构,都是荆永鸣今后要认真解决的,如此才能有大的作为,小说也才更具有独立的文本意义。
烹饪高手
○ 白 丁
文人下海经商,一边写着小说,一边挣着大钱,这在许多年前就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儿了,但像荆永鸣这样开着餐馆写小说的作家大概不多,既把餐馆开得红火、又把小说写得自如的作家可能更加屈指可数了,永鸣算是一例。 荆永鸣,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人,1998年夏,身为国企煤矿办公室主任的他毅然远离了本可平步青云的仕途,利用中国煤矿文联合同制作家的身份,来到京城。为以商养文,他贷款20多万,在首都北京开起了餐馆。一个外地人不远万里来到北京,这是什么精神?这是敢想敢干的精神。短短的五年多时间里,他已经还清了所有贷款,餐馆也有了三家,在北京可谓站稳了脚跟,在文坛也有了立足之地。前不久在内蒙古平庄矿务局召开他的作品研讨会,中国作协的领导、《小说选刊》、《十月》、《阳光》等杂志的负责人以及部分作家、评论家一起品尝他烹制的小说,永鸣开着蓝鸟,风光无限,就连他也没有想到,那些曾经“不是人过的日子”现在不但成为了“亲切的回忆”,而且成为了他小说的重要来源。 永鸣掌勺的功夫到底怎么样,我实在不得而知,但他的小说绝对是色香味俱全了。白纸黑字摆在那儿,大家有目共睹。我琢磨着,如果给他的菜归属一个菜系,还真是件令人挠头的事儿。有的麻、辣、酸、咸,口味重,吃着让人冒汗,过瘾,像川菜。有的精雕细刻,造型别致,又有些像淮扬菜系了。有的像家常小吃,简单,实惠,对老百姓的胃口;有的则是拼盘,有荤有素,是就着下酒的好菜。他很少上大件,直到今天,我们只吃过他一份大件《北京候鸟》,他端给我们的更多的是小炒。油在锅里冒着烟,他才将菜倒下,“哇”的一声,锅里炸开了,拨拉几下便盛到盘子里,是为小炒。味道不错,有不少回头客,也有了评头论足的美食家。 永鸣的餐馆我去过一家,只记得那天大伙喝了不少酒,菜嘛,也就是家常菜吧,这世界上还是百姓多,家常菜受大多数人的欢迎。大宾馆里正襟危坐着并不舒服,千儿八百的菜不过是蒙人的玩艺儿。所以永鸣的餐馆面向工薪阶层,开得红火,开了一家又一家;所以他的短篇小说受欢迎,连篇累牍被刊登、被转载。
外地人写外地人
○ 宏 儒
荆永鸣上北京这条路选对了,他的小说从“外地人”这里切入当下生活的深处,也找对了路子。他本人就是一个外地人,他与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休戚相关。 我们在荆永鸣小说中真切地体会到了那个特殊群体——生活在城市屋檐下的外地人的生存况味,以及他们的痛苦、无奈和挣扎。这些往往是作者通过艺术的手法传达给我们的,而不是事不关己的说教。你能想出两头蒜和一根黄瓜这个细节吗?你知道把“炸糊了的花椒”填进嘴里再去呕吐的滋味吗?你遭遇过身在异地被老乡打劫的情形吗?你听到过曾经的处长、如今的瘫子牛一样的嚎叫吗?我们都知道,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没有生活就没有小说,然而,仅仅有生活是远远不够的,为什么生活在有的人那里永远是生活,最多是茶余饭后的笑料,但到了永鸣手里,就变成了小说?答案并不难找。 永鸣的小说关注的是当下,是外地人的生存状态。我认为,他的小说读起来亲切感人的原因就在于近距离反映生活。永鸣把自己放进了“引车卖浆”之流的行列,而不是摆出居高临下的架势,隔靴挠痒般地写小说。昔日机关里的同事老陈竟与“我”在京城相遇,见面的地点居然在“我”开的餐馆,他是来收购废品的,这种情形只有在眼下这个社会才会发生。老陈这个备受生活折磨的人最终落了个一无所获,他只有喝酒,喝得大醉,然后哭。他是个失败者,是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的牺牲品,作者对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表面的幽默与轻松掩饰不住深深的悲哀,看似冷静的叙述,让人感到心灵上的震撼。在对民族劣根性的挖掘上,永鸣吸纳了鲁迅先生小说的精华。在创作方法上,他是现实主义的,不喜搞花里胡哨的东西,而是植根传统的土壤,老老实实地写。更可贵的是,永鸣的小说具有一种批判精神,这在个人化写作风行的今天越来越少见了。他为我们塑造了众多过目不忘的人物形象,这应该是他对文学事业的贡献。 粗读永鸣的小说,你也许会想到曾经风靡一时的笔记体小说,在那些小说里,作者或说古道今,或展示地域风情,或上演一段传奇,或挖掘一些掌故,信马由缰,侃侃而谈。永鸣的小说继承了笔记小说的传统,比如,他讲故事的能力很强,《要腿》最具代表性。这篇小说有着很强的故事性,一波三折,充分表现了作者讲故事的天赋。到了《足音》,故事性就淡化了,技法却娴熟多了,娓娓道来,先从外文说起,然后是方言,再后是乡音。经过铺垫,在人们对方言已经有所感悟后,故事才开始,刘老乡和林老乡的矛盾冲突从开始到化解,可以看出作者讲故事的技巧。 此外,永鸣的小说很注重细节,他关注的往往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东西。比如口音,在普通话一路通行的今天,尤其在北京城这个移民城市,谁还在乎乡音变没变?最常见的往往就是最冷门的,最大众的很可能就是最独特的,永鸣就是在人们最不注意的地方下笔,其难度可想而知。口音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但它有时就是一个人的根基和血脉,不可更改。 永鸣的小说写得并不多,但质量不低。他写的小说都在刊物上发了,有的被选载,有的获了大奖,有的入选《2002中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这是生活对他的回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永鸣说过一句话:"开餐馆是生存的需要,写小说是生命的需要。”(《作家通讯》2003年第3期《开着餐馆写小说》)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我觉得,人生有许多种快乐,但无非是两种,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所幸的是,永鸣并没有陶醉于物质享受中,而是在精神的世界里不停地跋涉。在这里,我预祝他一路上有更多的发现和收获。
(责任编辑:张荣 张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