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陈端生的《再生缘》获得新生，应归功于陈寅恪和郭沫若两位国学大师。这部俗文学之所以能在雅文学占主导地位的状况下争得一席之地，也正得益于两人的贡献。然而，在作品的关键之处，即通过作品解读作者陈端生的思想认识问题上，两人却产生了分歧。陈寅恪认为“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而郭沫若则认为“其实作者的反封建是有条件的。她的以封建反封建，正如她自己所说‘定要真龙夺假龙’，事实上她还是在鼓吹忠孝节义。”事实上，不仅两位大师在《再生缘》的思想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现当代研究《再生缘》的许多论文，就《再生缘》的思想性这一问题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再生缘》文本第八卷中叙述了皇甫少华征东凯旋回朝，仇人刘国丈涉罪下狱，孟丽君于此完全可恢复女性身份与皇甫少华成就美好良缘，但作者却并未就此停笔，而是用了其余九卷描写整个男权社会逼迫孟丽君回归传统生活。最后当女性身份被揭穿时，在各方势力的逼迫下，孟丽君口吐鲜血。作者陈端生的笔锋也戛然而止，留下了一个令人颇为深思的没有结局的结局。
    正如乐黛云所云，陈端生在女性处于一种无名、无称谓、无身份、无表述话语的男权社会中，她只能利用男性所创造的一切来表述自己。本文认为，这其实是作者在女性意识启发下，通过孟丽君形象的塑造表述理想的一种叙事策略，陈端生智慧地选择了弹词小说文本，找到了展现自我的出口，但在具体操作中，女子无语的现实决定了其不得不借助男性的话语表述理想，然而正是这种话语的运用却让人对其思想产生了误解。因此本文认为要解读陈端生的思想，从性别角度分析陈端生塑造孟丽君形象的话语很有必要。
    女性意识的使命感召唤陈端生拿起笔来表现自我，“女扮男装”的叙事话语成为她反抗人生的第一步骤。因为“孟丽君之性格，即端生平日理想所寄托，遂于不自觉中极力描绘，遂成为己身之对镜写真也”。所以这也是作品主人公反抗人生的开始。然而，对此种反抗形式有人却提出异议，认为这只不过“是让女主人公‘借’一套男儿装去幻想一场，表面的雄强下掩盖的仍是弱者的灵魂”。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弹词女作家们为改变命运所设计的前提“假如我是一个男儿……”是“荒谬”的，也就是说，“她们虽然对压制女性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怀着本能的反感，却又不自觉地认同了它。她们的聪明才智只有‘借重’男儿衣冠，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因此，孟丽君们“为了改变女性的命运，却要彻底放弃女性身份；为了变‘卑’为‘尊’，却要弃‘女’为‘男’，这岂不是对天赋人性最痛心最无奈的一种背叛？”
    本文认为，谈论这一问题脱离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是毫无意义的。明清虽兴起了反理学的思想解放潮流，但“男女有别”这一经历史积淀形成的父系文化模式却具有超稳定性，女性的深闺雌伏、无语、喑哑、从属地位根本没有改变。因此，女性想要有所作为，不得不借用男性身份取得作为社会主体的起码权利。易装代表一种策略，并不意味着放弃女性性别，而是思想和文化上的符号和信号，是女性显示独立个性，对旧秩序的挑战力量。女性在被男性中心文化所规定、服从男性、隶属于男性的历史时期，女扮男装本身就被看作是有危害等级制度、“颠覆”现存秩序的危险。因此，孟丽君以男性身份的表象掩盖女性真实身份的方式本身就对男性社会秩序造成了潜在威胁。
    通过阅读《再生缘》弹词文本，作品的具体情境经常提示读者：这是一位乔装者，一位才华出众的女子。她的品格才貌甚至胜过须眉，所以只要社会制度许可，女性完全可以与男性一样成为国家栋梁，这正是对男尊女卑的反抗，也是女性声音的一种表达。
    再之，作品写至第八卷，孟丽君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获得了最高的社会地位——状元和宰相。因此，作者后九卷内容将更多的细节集中在对孟丽君女性身份的不断猜测和揭示中。此时，已处于更为广阔天地的孟丽君，觉得原本在女性生活中占最主要位置的婚姻变得很次要了。她认为自己做朝官食俸禄，“自身可养自身来”，没有必要非嫁夫婿，也不在乎“随夫荣辱”，这是对“夫为妻纲”的根本抗衡。所以不管少华用什么办法来打动她，她都绝不承认自己的女性身份。
    而在男作家那里，同样是为女性张目的才子佳人小说，就极少写女扮男装，为什么？作品中的女性也是大家闺秀、才女，但她们的理想乃是找一个般配的才子嫁过去，尽相夫教子之职。而孟丽君的未婚夫皇甫少华是个文武才貌皆全的才子，但她却百般阻挠婚姻的进程。为什么？因为她的理想与世俗女子大相径庭。女装、易装、恢复女装，这一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否定之否定，而是通过非凡的经历体验到做人的尊严，意识到做人的独立性。她失去了本不该属于她的功名利禄，却得到了永恒的人类精神——独立与尊严。所以说女扮男装只是一种外衣、形式的东西，是女性反抗礼教、争取女权的一种特异形式。
    再者，处于父系文化霸权的社会中，陈端生不可否认是社会总体文化圈内的成员，但女性意识得以启发的她当然又拥有女性自己的独特特征。这正如西方人类学家所言，在人类文化史上，女性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她们的文化和现实生活同社会主宰集团相重合，却又不完全被它包容，有一部分溢出，于是“前者可以用主宰集团控制的语言清晰地表达，而溢出的部分是女子独特的属于无意识领域的感知经验，它不能用主宰集团的语言表达，这是失声的女人空间，是野地”。对此空间，陈端生不得不借男子的话语来表达，如此，其所塑主人公孟丽君的双重身份便不可避免地形成自我意识的双重性，而这种自我意识在情节发展中，都不可避免地既要面向自己真实的女性身份，又要面向别人，各种声音和语言相汇合，于是便形成极有特色的“双声语”。陈端生正是通过郦君玉与孟丽君两种身份，而展现女性主体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处境，从而表述其“为女性张目”的理想。
    因此，本文认为作品并不存在郭沫若所说“反封建的不彻底”，而是当时文化语境所造成的女性在借用男性话语表述观点时自然出现的一种“性别换位”过程中的“双声语”。作者正是通过此“双声语”在文本中的对话，欲使女性获得一点点的话语权。然而当孟丽君女性身份被揭穿时，作者却无法为其设计一个完整的结局，而这也正是原作者构思巧妙之处，这一开放性的结尾意让“潜在读者”自己去深思、去进行创造性阅读，续写的结局某种意义上也就象征了女性作为与男性平等的社会的主体有没有实现，她们的话语权能否获得仍然受制于男性话语权威的社会的认可。所以本文觉得仅用“反封建彻底与否”评论此作品有些浅薄，它意在启示读者思考女性的处境——女性不是无能，只能附属于男性，只是男权秩序不允许男女并驾齐驱、公平竞争的历史文化语境迫使女性只能屈于从属地位，假如给她们一个机会，她们并不比男人做得差，通过女性声音的表达起到“为女性张目”的目的才是其创作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