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云儒《讲书堂》连载（十一）

三次大唱《外国歌曲300首》

○ 肖云儒

    有的书很厚，装帧很精致，但不经看，翻上几分钟，序跋一看，中间挑上几段，便略知了底细。值不值得看，值不值得细看，值不值得保存，都已八九不离十。这是那种稀释过的书。
    还有一种书就不一样了，信息量大，像电子信箱里压缩打包的邮件，值得反复读，反复玩味，将自己的生命和文化激情融进去。这是那种信息上内涵上都堪称高密度高浓度的好书了。
    最近西安音乐台要为它的乐评人林声坚持10年在社会举办音乐讲座举办纪念活动，要我题词，我写的是：音乐是灵魂的叹息。这的确是我青春时代的体验。由此我想到自己的一套书，这书不但一直保存，舍不得清理，而且在不幸丢失之后，又再一再二寻找，把它买了回来。这就是《外国歌曲200首》。
    为什么对这套书情有独钟，那得从50多年前我的少年时代谈起。1955年我15岁时升入高一，不知怎的，生命就提升了一格，由混沌小崽子一变而为爱面子爱美爱艺术文学的翩翩少年。记得我曾躲在家里的后院里朗诵普希金的诗……自己被自己感动得潸然泪下。
    同时爱上了唱歌，随时随地嘴里都在哼着不成调的旋律，少年人勃发的生命，总在寻找倾诉和宣泄的渠道。不久，我速成学会了识简谱，开始是跟着谱子可以哼唱，不久则拿起一个新歌便能唱谱子，直到后来熟了拿起任何一首新歌便可以直接唱出词来，还很流畅。
    当时班上50多个人，达到这样顶级水平的有4个人，一个叫朱甫晓，女高音。用朱姓的谐音起了个外号，叫朱崽子，教授女儿，后上北大西语系学德文“一辈子和德国人打交道”。退休好多年了，前几天突然给我寄来她翻译的一本书，竟然还是音乐书：……真是劣根性难改呀。
    一个叫辛绍平，男高音。用他名字的谐音，起了个外号叫烧饼。出身音乐世家，其姐辛沪光，也求学于这所中学，上世纪50年代末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作品是后来成为经典的《嘎达梅林》交响诗。她不但将艺术、也将爱情献给了内蒙古，远嫁草原上的包姓蒙族音乐家。4个孩子几乎全搞音乐，其中最有名的是老三，三宝，写《不见不散》的那个。烧饼自己也终生与音乐结缘。大学在清华学电机，终生在电网公司搞技术，从大学起就在清华交响乐队吹拉管。以后一直是发烧友，音乐文化水平极高，退休后竟然在陕西音乐广播频道当起了乐评人，有滋有味地给听众上音乐课。
    第三个叫李志兰，女低音。华中师大毕业后终生任教中学，至今对我们少年时代的四重唱念念不忘。第四个就是我，竟然权充了男低音。
    恰好两男两女，又恰好可以分成男高男低、女高女低四个声部。而能够满足我们过四声部瘾的，当时唯有苏联歌曲。我们一人买了一本64开的《外国歌曲200首》，放在口袋里，有空便在一起唱。有次周六约好谁都不准回家，整整唱了周末一个晚上，从歌本第一首一直唱到最后一首。口唱干了，人唱疯了。恐怕很多人都有体会，是那种青春被音乐点燃了一时半刻扑不灭、自己快要被烧成灰烬的感觉。我们这个四声部合唱小组，很是被班上的同学羡慕呢。
    这歌本上大学时我带到北京。一、二年级遭遇“大跃进”、“三面红旗运动”，不仅文艺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整个民族也提倡敢说敢想敢干，立下了超英赶美、如今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伟大目标。故而那时候空气还算活跃。爱音乐的我成了人民大学管弦乐团的一名单簧管乐手，有两年每逢五一、十一的节曰之夜，还滥竽充数在天安门广场前为舞会伴奏，当然只是个南郭先生。这时革命歌曲渐多（我学单簧管第一首曲子便是《社会主义好》和《人民公社就是好》），但对外国歌曲仍上瘾，是至爱。
    为了过足这个瘾，我们班组织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室内乐小乐队，只4个人，一把小提琴，一架手风琴，一把口琴（不上席面的狗肉也端上来了）！主打保留曲目便是这本《外国歌曲200首》里的曲子。
    有几次还产生了去北大、清华把朱甫晓、辛绍平叫过来重温旧梦的冲动，但“大跃进”时代，功课不忙运动忙，大炼钢铁忙。况且都长大了，各人有了自己新的梦，终未遂愿而成憾事。
    大学毕业，这歌本又被我带到了西安，但是很少唱了。那时对西方一切文化抱着戒备与成见，稍一不慎就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情调化，而且与苏联也已交恶，弄不好还会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记得我因为搞文艺报道，从省电影公司近水楼台地弄了几张电影演员（记得其中有谢芳和王心刚，那时还不叫影后影帝、天王天后）的大照片贴在单身宿舍的墙上，团支部就批判我的小资情调。比起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来，“小资”当然轻而又轻，算是高抬贵手呢。
    这歌本灰头土脸地躺在角落里被冷遇着，其实，心里从未放下过它。“文革”搞得最厉害的那段日子，在那段最压抑的日子里，编辑记者被作为异己群体下放汉中农村，我只带了不到10本书，除了毛选和语录，其中就有它。想着在最孤独无助的时候，这些歌或许能给我一点美好的回忆，把我带回到阳光明媚的青春时代。带着歌本，我来到大巴山深处的五里犋乡，又来到了修建阳安铁路的民兵工地，我在那里担任了民兵团的宣传干事，虽有组织大家搞文艺活动的任务，但那都是些革命文化的宣传鼓动节目，哪里敢把它拿出来。“文革”沉重的政治气氛，工地繁重的战斗任务，基层浓重的宣传趣味，使我从未尽情唱过一次歌。
    它在多雨的陕南已经开始发霉，我还是不离身地带着它。
    这一天，铁路工地因雨歇工，民工无事，聚在大工棚里拉开了歌，先是语录歌、革命歌，后来，燃烧起来的青春再也挡不住了，老歌、民歌甚至带点颜色的情歌，都如数家珍地唱起来。我意识到了作为干部应该出面制止，但没吭气。我听迷了，在那个高压的时代，我不想惊动这些难得松弛一回、张扬一回的年轻人，也不想给压抑的自己再加压抑。
    不可思议的事情就那么在一瞬间发生了，我突然三下两下取出了外国歌曲集，悄悄跑向工地，好像怕有人追踪，更是怕自己改变决心。在一个有挡雨棚的混凝土搅拌机旁站定，翻开200首，对着大山猛唱起来。
    现在已经不记得我都唱了哪些歌，但清楚地记得唱时的心情。嗓门大到失了声，像是故意喊叫，和谁较劲：“我偏唱！”“就唱了怎么着？”“要杀要剐随便！”
    我唱得像哭。在与看不见的对手较劲中，生命既有快感、有喜悦，又有一丝傲然和渺视，还有嘲弄，有调侃，有报复，不知为什么竟体会到了胜利感。
    一种压抑许久的东西爆发了。远不止是对文坛艺苑百花凋零的逆反，对生活单调的不堪忍受。更多的是对极“左”政治的阴霾扼杀人性、窒息感情、堵塞情绪释放渠道的抗争，确切说，是一种无助的挣扎。
    我唱得几乎要哭出来，直到一滴又一滴眼泪真切地落到嘴角，才戛然停嘴。
    那并不是泪珠，是雨水。雨从破漏的棚顶飘下，身子被打得精湿。头发梢上滴下的雨水满脸乱跑。
    我抹一把脸，发现有四只大眼睛正看着我。那是两个穿蓑衣挎篮子的孩子，他们可能是打猪草路过，对这位在雨中大唱发神经的大人，目光中满是好奇和不解。
    我有点不好意思，一言不发地回去了。有点冷，哆嗦着。我无法和孩子说清那个时代和处于那个时代的自己。只希望他们能过与此截然不同的日子，永远纯真，永远阳光，永远不要遭遇我们遭遇过的。
    这歌本差点成了生命关不住的闸门，决口而失去控制，会使它成为祸害。
    但在由汉中搬往关中工厂的辗转中，这绝版多年的歌本竟掉了，无影无踪离我而去。我像丢了魂，在旧书摊到处寻找，希望能再弄到一本二手货，每次都空手而归。
    大约又过去了五、六年，那个压抑的时代终于结束了，不久我便在报屁股上看到一条小消息，说这本外国歌曲重新修订，增加了100首，分三册重版。我当然在笫一时间里买到了它。
    那是1984年的夏天，我正要去新疆伊犁开第一次西部文艺研讨会，便将它塞进包里上了飞机。这个会我是发起者之一，又要作主题学术报告（《关于中国西部文艺的若干问题》，两年后发展为专著《中国西部文学论》出版），忙乱之中几乎把它忘了。
    会议休息一天，组织去伊犁河对岸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参观，演过《天山牧歌》的电影演员萨玛丽珂邀几位四五十岁的同仁去伊犁河边的白桦林中走走。灰绿色的河水，无比丰润地涌到脚下又漫向天边。白桦林将流淌的河水隔成一段段风景线，丰满润泽中又显出巧妙的变化。
    突然响起了一个高亢的女声，似乎从林子深处飞起来，其实就在身边，是萨玛丽珂！她唱的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所熟悉的……
    几个男声很快参加进来，我几乎毫不犹豫地、下意识地便走向了低音部。歌声由于有了低音的铺垫和声部的交响，显出了辽阔和浑厚，很贴切地表达出一种俄罗斯气派，也十分和谐地融进了中亚气息的伊犁河风景之中。
    一定的歌曲常常标志着一定时代的情绪诉求和一定人群的归属认同，这群中年人的心灵在歌曲中找到了家园。他们迷了，他们醉了，他们疯了。在疏林和丰水之间，翻着我那300首，一直唱到夕阳西下，才发现早掉了队，只好步行到公路上去挡车。待三三两两坐上了牧民运草车后斗，我们还在唱。
    自打那儿以后，我很少有机会与300首作心灵之会。卡拉OK早已经风行到城乡的每个角落，随时随处都可唱，只是好歌决不是可以随便拿起麦克就唱的，它需要环境，需要心情，需要生命的投入。当这一切都没有了，只剩下文不对题的音配画和灯红酒绿的俗艳之气，又何必硬唱而去亵渎音乐呢？没有了音乐，便只剩下叹息了。

    于是300首从此久居书架之上，被时尚尘封起来，就像渐入老境的我，只能在岁月无声的回忆中，守望住音乐的真生命，心灵的真生命。
    只要那一天它重被打开，飞扬出来的必定依然是生命鲜活的搏动。

责任编辑：张荣 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