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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美的协奏曲
——学习延安民间艺术的点滴想法
作者 张永革    来源 文化艺术报    发布时间 2006-11-15     浏览次数     字体     
真、善、美的协奏曲
——学习延安民间艺术的点滴想法
 
□ 延安市文联  ○ 张永革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农民手中竟然能创造出如此使人心乱神迷的作品。她们的工具是一把小小的剪刀和一支普普通通的毛笔。那充满作品中的生气、浮动于画面的飞动的线条、璀璨夺目的色彩。这些难以言状的美的享受,把观者的思想带到了另外一种精神境界,你尽可以迷恋其中。
    安塞县作者高金爱的作品《娃娃骑虎》中那稚拙天真的情趣。曹佃祥的作品《吹手》《大公鸡》中那雄奇的外轮廓造型,无不充满着活力。近乎等同大小的鸡、鸟、牛,剖面的西瓜,带花的车轮……。本是一些农村生活中时时可见的平凡的东西,一经作者之手,那现实的外部世界中的客观事物,便浓缩凝聚为很不合自然比例的奇特的画图。任作者大胆的想象力在其中自由自在地发挥,山野之力,活力张弛。
    狮、虎给人的印象本是同凶恶二字联系在一起的。但在高金爱的作品中,这两个兽中之王却被人格化了,可亲可爱了。再加上那些可爱的小动物,和在虎背上翘首张望的娃娃,俨然是一幅幅谐趣图,把动物的野性、兽性完全融化到了一种至善的境界中。李秀芳在赴法表演中,即兴创作的“猫头鹰”在异国的观众中能够引起那么大的震动,可见其艺术魅力是超越国界的。可提供分析的作品还很多、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加以列举,只是试图通过个别来剖析整体,找一找民间艺术作品的美学基点和精神所在。
 
自身心灵的平衡
 
    钟阿城同志在《剪纸手记》(见1983《美术》第二期)一文中写道:“中国民间剪纸的素描观念,十分强调线在心理意识上的准确。这样就影响到透视关系的构成,也具有心理意识准确的特点。因此,以这样的素描与透视观念为基础的中国民间剪纸造型艺术,特点就在于它与中国其他造型艺术一样,是追求神似的。这个神似,往往主要不是审美对象的神,而是审美主体心理感觉的这个神”。假设根据这一论点去审视延安的民间艺术作品,那么一些玄妙的、不可理解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只能是对生活真实原型的一种支离破碎的再现。它是局部、狭隘的,并不能够取得以点代面的效果。在民间艺术作品中,作者把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事物,看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她们的反映,是一种对这个赖以生存的世界的一种概念的、能动的反映。这种概念的结构,同那种负担着不必要的表象效能的结构相比,在诉诸作者的感受性方面,要直接得多,强烈得多,也深刻得多。尽管这种概念性结构有不同的特点,但在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对所热爱的事物进行形象和感情上的能力加工。作者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自身心灵的平衡。正是在这种平衡的支配下,张林召老大娘的剪纸中出现了将正侧面形象揉合在一起的人物面部造型,张竹英的剪刀下出现了那反时空概念的人物与景像的组合,安塞农民画中剖面的喜鹊窝,均可在美学的基点上得到恰当的解答。
 
真诚、善良的愿望
 
    站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你可以看到高原如同一片波浪起伏的金色海洋,在浪的峰底,镶嵌着一孔孔半圆形的窑洞。那白色的羊肚手巾,赭红的面孔,五彩丝线绣成的荷包;吉庆盛事上的窗花,炕围花,绣花枕顶和倾注着姑娘一腔心愿的鞋垫及兜肚、虎头鞋等,集中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形象感受。
    还有幡帜飞动的白色丧事上,送亡灵归天的各种纸扎的摹拟死者生前生活环境的“纸活”。这些红、白的事件,把人们对哀、乐这两个极限事情的感情,压缩到了可视的线和色彩的组织中。这种传统孕育了现存的民间艺术作品。
    造型中合情不合理的夸张变形,构图上大刀阔斧的取舍,实际上反映了作者的理想和意愿的真诚流露。塑造出来的各个形象,实质是作者的意象和情象。这情和意决定了作者画什么以及怎样去表现它。李泽厚同志在《美的历程》一书中谈汉艺术时讲道:“只有对世间生活有热情和肯定,才能使其艺术对现实的一切怀有极大兴趣去描绘、去欣赏、去表现。使它们一无遗漏地、全面地、丰满地展示出来”。也正因为民间作者们对世间生活是有热情的和肯定的,决定了她们来描绘自己身边发生发展的事物。善良的天性通过真挚的感情在作者创造的形象中展现出来。这些实实在在的、无任何矫揉造作之态的形象,作者在创作时心地舒坦,读者见了喜欢。
    她们在采摘自然形象时,通过自由的,近于不合乎自然规律的手法,将自然形象予以重新组合。通过这一手段,直接对观者诉诸本人对自然形象的内心感受,唤起那沉淀了的人类的共同情感。这一真诚、善良的愿望,使得作品本身透出强大的生命力来。
 
要有“自己”在其中
 
    清·刘熙载,在《艺概》卷一“文概”中指出:“周秦间诸子之文,虽纯驳不同,皆有自家在内。后世为文者,于彼于此,左顾右盼,以求当众人之意,宜亦诸子所深耻与!”刘熙载在这一段话中,强调了作文要自己在内,推而想之画亦当如此。民间艺术的作者们正是将“自己”纳入作品之中,收秦汉雄奇、醇厚之风,形出了当今作品的风貌。也正是这个“自己”,使作者得以将自我之法,寓真实于怪诞之中,在下笔、动剪之际毫不含糊,一气呵成。
    我想这个“自己”,即应是作者心理结构里那种独特素质的表现,这个“自己”表现在构图上,是一种平面构成的形式。这里没有西方古典的透视表现。亦不同于现代立体主义,是在二度空间里重新去组合三度空间里能认识到,而从单视点看不完全的各个面的几何结构的观念。那三条腿的虎;正侧面形象的揉合;那夸张性的线条组织;大幅度地不合自然规律的动态,应是作者“自己”的再现。
    她们在捕捉形象时,以其敏锐的直感性,首先抓住对象外部的显著特征,随后借助鲜明的色彩,把“自己”充分表现出来。这色彩在作品中是一种图案式的平行并列关系,色彩本身的价值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这个“自己”在观察周围的事物时,是怀着极大兴趣的。从日常生活中的猪、羊、马、牛、鸡到锅、碗、瓢、盆、勺,以及山水、树木、庄稼、院落、赶集、出工等,无一不倾注着十分的热忱。她们爱身边的事物,绝不会因为这些事物对她们毫无利害关系而漠然置之、不屑一顾,她们可以从中推演出丰富的想象世界。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的那些形象,是“自己”用富于感情的心灵轻轻地抚摸出来的。所以民间艺术尽管是一枝山野之花,那幽香却遍及每个观众。它在观者身上激起的层层美好情绪的波澜,是中国人民独特的审美意识的构成因素。它不是西方现代派中那“借助于不健康的幻想,以求自己的解脱”。亦不是把在现实中的每一事物都变成怪异的和幻想。“在事物的可见外貌的背后,隐藏它的漫画式形象,在事物无声无息的背后,隐藏可怖的幽灵的生命……”。(见《现代绘画简史》)
    在延安民间艺术作品中那些可见事物的背后,隐藏着的作者对生活的诚挚深情的爱,高原农民固有的善良的天性和对美好事物的率直的追求。当你面对作品时,那些可见事物的背后,响起的是一首完整的、朴素的、真善美的协奏曲,那其中的每一个音符,都凝结了历代人民对事物的美学上的感情心理因素,所以它能够拨动你的心弦,一起产生共鸣。
    这种魅力是西方艺术家想企及而无望的。这魅力溶进了作者“自己”,溶进了民族意识,代表中国读者独有的审美情趣。
   
结语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已故的江丰同志在《延安剪纸》一书的前言中曾讲到的:“40年前,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青年木刻家古元、夏风等,在学习传统剪纸的基础上,创作了一批反映新内容的木刻、剪纸,很受群众欢迎……”我想今日的中国绘画艺术,在广博的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努力学习传统,融现代风气于内,也一定能够产生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深博大的艺术作品来。

责任编辑:张荣  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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