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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访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赵建军
○ 本报记者 若 星
1977年。陕北。
这是一个晴朗的秋日，崖畔上的枣树、榆树、白杨树等早已落光了枯黄的叶子，在淡蓝色的天空中展现着优美的身姿。洼地里的白霜，在秋风的徐徐吹动下，为干枯的野草镀上了一层斑斓的色彩。来自北京的知青赵建军站在崖畔上，他脚下的峡谷中，是奔腾不已、一泻千里的黄河。河水迅速地盘旋着，河上笼罩着薄雾，透过薄雾，可以看到河对岸山西省永和县宁静的发白的天空以及河岸上光秃秃的褐色枝丛。
站在崖畔上的赵建军，穿着一身褪了色的黄军装，脚上是一双沾满陕北泥土的解放鞋，黝黑、健壮。他年方19，是北京市海淀区花园村中学76届毕业生。初中二年级时，这个品学兼优的孩子，在听了当时北京赴延安插队知青的巡回报告后，萌生了自愿去延安插队的想法。这个想法得到了学校和老师的支持。高中毕业后，他们这个自发组成的北京知青赴延安志愿插队团一行27人便来到了陕北。赵建军被分到延安地区延川县新胜古大队高家畔生产队。
站在崖畔上的赵建军，此时刚刚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个消息：国家正式开始恢复已停顿了11年之久的高考。这个消息令他百感交集……
1977·关键词一
恢复高考
中学时的赵建军
在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1977年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份。
新中国建国伊始，满目疮痍，中国共产党人将发展高等教育作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及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之一。全国普通高校，从解放初期的205所，到1958年时便增加到了719所。
然而，在1966年夏天，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高考制度作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旧制度被废除了。此后十余年，数千万处在学习知识年龄的青年被排除在高考的大门之外。
1977年7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之后，这一切便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
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得到中央同意。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了11年之久的高考制度。
1977年10月21日开始，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国家主要媒体，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顿时间，这一消息便传遍了整个中国，像火一般地在高粱地、橡胶林、稻田、军营和车间里蔓延。
1977·关键词二
插队知青
高家畔生产队的插队知青（前排右一为赵建军）
对于赵建军而言，在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之前，脚下的道路，便如同那些萦绕在崖畔边、河床上的雾霭一样，一片迷茫。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少先队员是我们骄傲的名称。”赵建军从小学起就一直担任班干部，当他每天指挥着同学们排队唱歌时，这首歌的歌词也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里。从家属院到学校、街道，赵建军一直是家喻户晓的好孩子。小学五年级时，他曾跳下玉渊潭的大坝，救起了一名溺水的8岁男孩；小学六年级，他成了校足球队的主力队员，代表所在的甘家口街道办事处拿到了海淀区的第一。那时，在赵建军的眼里，天空永远是明媚湛蓝的，生活中充满着瑰丽的色彩，人生的前程平坦、宽阔，一片光明。
1976年面临中学毕业时，父亲想送赵建军去部队当兵，但他却执拗地选择去革命老区延安做一名插队知青。正是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使赵建军对中国社会以及自己的未来产生了新的感悟。
在陕北的艰苦环境中，赵建军逐步认识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落后，认识到了改天换地的艰难。农村的经历使他建立了对中国农村、农民和大自然的深刻感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透彻了解。
在每日艰辛的农作之后，如饥似渴地读书成为赵建军生活中最为愉快的时刻。每当读书至深夜，整个村庄已极度静谧，只有黄河的涛声在远方鸣响。哲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联共（布）党史，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希腊哲学史……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书籍在他面前打开了一扇又一扇大门。在阅读中，他开始思考，打开了中国这部大书。贫瘠的土地，辛劳而困苦的农民，中国的农民就这样过了无数代。对现代化的呼唤，犹如黄河壶口那沸腾的巨浪，积蓄在一个民族的心底。
不知道中国农村，不知道中国农民，便不懂得中国。从北京到陕北，从都市到乡村，是赵建军生命历程中意识觉醒的开端。正是在陕北农村，他接触到了裸露的社会现实，接触到了传统文化与中国历史的剖面。所有这一切，都在这位青年的脑海中留下了需要反思的一连串问号。而这种反思一旦被插上了思想和文化的翅膀，带着深刻的理论色彩和浓重实践意味的历史意识就必然要起飞。
然而，这一切又如何去开始并践行呢？这时，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于是，赵建军参加了1977年冬季的那次高考，那次在几十万莘莘学子心中永远都阳光灿烂的冬日的高考，进入某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学习。因为，历史是爱国心之源泉（梁启超语）。
1977·关键词三
承 诺
图：当年的莘莘学子（从右至左：赵建军、现任海南省琼海市市委书记的祝春荣、现任国家发改委文化产业中心主任的齐勇锋、现任陕西省国资委某处处长的班卫东、现任西安邮电学院党委副书记的冯松。）
20年前，有两批特殊的大学生几乎都在1982年走出校园，他们就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学员——77、78级。自1968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到了1978年，先后上山下乡的青年学生达到2000万人。有570万人报名参加1977年的高考。由于这一批人里包括77级、78级全体和79级的一多半大学生，因此，国外有人给他们取了一个名称——“可怕的2.5”。而在国内，区别于“老三届”（1966—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生），他们被称作“新三届”。
曾经有当年的老师说过，“新三届”是她所见过的最为用功的学生。在如今的许多厅局级干部中，都能找到“新三届”学生的身影。面对着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以中华热血儿女的旺盛激情，正是从这批“新三届”的学生中，喊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这句口号，经《中国青年报》报道后，被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高度肯定，进而成为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口号。这句口号，也是77、78及79级的大学生中有担当、有作为的学子对中国社会的一个承诺。
1982年毕业后，作为北京知青的赵建军并未同其他北京知青一样，回到北京，而是主动选择留在了陕西，如同他当年主动选择从北京赴延安插队一样。如今，这位当年浑身充满着蓬勃、青涩之气的虎头虎脑的小伙子，双鬓已出现了星星白发。掐指算来，他在陕西度过的年华已远远超过了自己出生与成长的北京岁月（19年）。
在陕西省人大机关工作中，赵建军一直以其理性加激情的工作作风以及旺盛的求知欲和钻研精神而为大家所称道。
初到人大机关时，赵建军为了尽快进入工作角色，熟悉工作业务，经过系统研究，编写了20余万字的《外国议会研究》一书，将国内的人大制度与世界各国的议会制度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为以后的独立工作奠定了极好的基础。
担任陕西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以来，赵建军在地方立法工作方面倾注了全部的精力，成就不容忽视。多年来，他参与并主持起草了《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延安革命遗址保护条例》《秦始皇陵保护条例》《陕西省民办教育促进条例》等10多部地方性法规，在主持起草《延安革命遗址保护条例》时，曾七上延安，足迹遍至延安革命遗址中的每一孔窑洞和每一片峁梁……
近年来，赵建军已逐步将自己的工作扩展及延伸到执法监督工作领域，进行了诸如执法情况评估、执法状况调研等。逐步重点展开对陕西文化资源（包括历史的、民间的以及现代的）的保护、开发、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工作之细致甚至具体到要了解每盘录制文艺作品的磁带，它的最佳保质期是多久……
承诺，意味着一份责任，一份义务。没有人会在意一个人的承诺，即便它惊天动地。可是当无数人的承诺汇聚在一起时，这种承诺便可能会影响到一个时代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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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星：震区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