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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 友 陶 冶
——读《陶冶杂文选》有感
文/延鸿飞
“朋友”于今几成“外交辞令”，见过一面者均可称为“朋友”。我称陶冶为朋友，不是以上意义的朋友。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俩供职在同一家单位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两家的住房紧挨着。那住房不是眼下的单元楼房——一道防盗门使得邻里间近在咫尺、远在天涯，我们那会的住房是筒子楼，取水、做饭、洗衣服都在户外，且共用着一个水龙头。有一段时间陶冶被派任驻外地工作，回来了有时恰遇妻子未在家，我家的家常饭他就先扒上一碗。有时他从南方归来不胜西安的严寒，就将我的棉衣披上抵挡一阵子。他也经常将外地好吃的东西拎一袋子给我。一次，我家来了一位外地朋友，嗓门十分宏大，陶冶敲门将我叫出去，急切地问：“鸿飞，没事吧？！”他误以为我家来的人与我吵架。陶冶身高一米八，体重一百八，如果真是“有事”，他一出面马上就可以帮我摆平。
你说我俩算不算朋友？
陶冶的“侠气”自然不单单体现在他的为人上，同样显明地体现在他的为文上。医疗大锅饭时，有的干部慷国家之慨，大量屯药，不只供家人用，还供亲戚朋友用。陶冶逮住一个典型就在报纸上捅了出来，真名实姓地捅了出来。老百姓看了称快，当事人大恼其火。辱骂事小，还起诉到了法庭。陶冶自然是懂得新闻法规的，对方告也没用。那件事直到二审驳回方才罢休。官司陶冶是赢了，但人也确实是惹扎实了。另一次，暗访黄色出版物市场。陶冶看到的情景很让他震惊。一条巷子整个是“黄色”的世界，淫秽不堪的黄色书刊堂而皇之地在那里批发出售，源源不绝地流往全国各地。一次次“大张旗鼓”地扫黄，为什么这里毫发不损？深入暗访，陶冶发现原来是书刊发行商将那一区域里管理他们的公安、文化部门买通了，监督他们的领导的亲属竟然在发行商那里领工资。为了掩人耳目，改名换姓领工资。一位退休了的警察居然被聘请到那条巷子里坐镇“招呼”。采访中陶冶还了解到了由于黄色出版物酿成的中学生性犯罪的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案例。一位未成年怀孕者的母亲对着他们的采访欲哭无泪，悲愤欲绝。
陶冶决意要写一篇大文章。
很快，麻烦来了。先是说情、求情。我亲眼目睹一位女士来我们报社坐在陶冶对面求情。一会说，一会哭。陶冶透露，有的还拿了红包到家里去说情。说情者“语重心长”：“这次打了，下次还来，认真干什么。大家都在西安城，抬头不见低头见，多个朋友多条路……”陶冶一概回绝。跟着，威胁就来了。陶冶在那个巷子做进一步采访时，有五大三粗的汉子直接过来“提醒”：“不要惹麻烦，我们的麻烦可以摆平，你们的麻烦就难说了。”上街过马路，经常被横穿过来的汉子撞个趔趄。夜里还有电话打进来，厉声恫吓：“活得不耐烦了？”“小心脑袋！”记者的良知和他一贯的性情使他“生熟不吃”。他内容翔实地、指名道姓地将文章写了出来。省委宣传部将稿件作为内参稿很快呈送省上领导，省上领导当即批示“督办”。很快，由六部门联合组成的“扫黄打非指挥部”开始了工作。那次扫黄打非，极大的整饬了西安的书刊批发市场，涉黄最严重的被判了重刑。
你说陶冶侠不侠？
之后不久，我调离了那家单位，我两家的住地也各奔东西了。偶而碰到陶冶，相互热情地问候过，再就没有正经话，天上一句，地上一句。2001年之后，我注意到陶冶在各种媒体刊登的杂文和评论，收到了他寄的《文化艺术报》，几乎每期都有陶冶的文章。我急急看了。等于是补充了解了我调离后陶冶的情形。山川依旧，陶冶还是陶冶。你看这篇《任志强在向谁挑战》，陶冶针对房地产商任志强“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产品牌就应该具有暴利”的言论，毫不客气地下笔：“任志强有钱了，财大气粗，有钱他就要说话，说挑战政府的话，甚至挑战人类良知的底线。有钱了就可以挑战甚至尝试改变整个社会的道德规则吗？有钱了就可以颠覆全社会首要的公平理念吗？”任志强看了，肯定也会大发其火。不知此稿是否也给陶冶带来了“麻烦”。陶冶在文中对政府也恳切进谏：“中国人均收入不高，贫富差距大到甚至高于发达国家，这是极其可怕的事情。况且房地产使用的是中国有限的土地资源，占有的是属于公众的生存环境。在房地产存在暴利的情况下不可以在按揭上让利给购房者而在贷款上增加利息收回吗？在房地产价格飞涨百姓意见很大时作为权宜之计，政府不可以成立房地产公司不以赢利为目的为百姓提供住房吗？”再比如另一篇《犹有花枝俏》，写23岁的女导游文花枝与新疆克拉玛依一些官员的“美”、“丑”对比。文花枝在遭遇车祸，左腿胫骨断裂，骨头外露，全身十余处骨折，腰部以下被卡在座位里不能动弹的处境中，平静地对赶来的营救人员说：“我是导游，后面都是我的游客，请你们先救游客。”两个多小时的救援中，文花枝数次昏迷，但只要她一醒来，就给自己的游客鼓劲打气。文花枝是最后一个被营救的伤员。因为延误时间太久，她的左腿最后只有截肢了。主治医生叹息：“太可惜了！若早点做清创处理，她这条腿是能够保住的。”新疆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组织的一次文艺演出中，当纱幕被烤燃，火团不断下掉时，教育局官员出来讲话了：“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学生们很听话，等所有外地、当地的官员“衣冠楚楚”地先走之后，教师学生才开始撤离。但灯已全灭，大火已烧到四周，700多名师生全部困入火海。最后造成323人死亡，132人致残。陶冶写道：“‘请你们先救游客！’‘让领导先走！’两种境界，别样人生。文花枝虽残但精神不残！克拉玛依的官员虽生犹死！”
多么痛快的文字！
还有《又怕又爱的“3、15”》，陶冶写道：“有朋友告知结婚日期,说自己憋了一年，就等着3、15这天结婚。这日子没有特别的含意，惟一的奢求就是这一天商家谨慎一些，消费者胆足一些，工商的执法行动也迅速一些，这天至少不担心婚宴把来宾吃得腹泻甚至中毒了。为了用好用足这一天，他们的亲朋好友分头行动，买家电，置家具，凡是与消费有关的争取都在这一天搞定。……一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3、15晚会，给了消费者一个信息，熬到这一天维权；也给了造假者一个信号，熬过这一天就好了。”对假冒伪劣屡打不绝的原因，陶冶作了深入的分析，对市场管理部门，陶冶是这样写的：“其实我们忘了，一年只有这一天，这是他们在渎职！”
……
陶冶遇到的“不平”，好多人都能遇到。普通老百姓通常只是在广阔天地里发一通牢骚骂几声娘。身居媒体的“无冕王”们，能否像陶冶这样代表民意、大声疾呼呢？不少“老记”们已习惯于泡会议、发统稿，遇到该“直面”的东西也往往是考虑再考虑，斟酌再斟酌。最后拿出来的东西不温不火，不咸不淡，不着边际，不管痛痒。
大到整个文化界，时常听到“文艺不景气”、“文学不景气”、“电影不景气”、“戏剧不景气”、“相声不景气”……怨天怨地，我们的编剧、导演、作家们是否也该怨怨自己呢？你所反映的东西远离人民大众，你对老百姓的事情麻木不仁，视而不见，你的作品怎么能让老百姓叫好呢？亦如陶冶在《春晚的小品怎么变味了》中所写：“原以为咱在春节晚会上能看到讽刺天价医药费的，讽刺高价学费的，针贬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抨击社会不和谐现象的热门话题，可惜没有。”还如他在《大长今热播谁最尴尬》中说：“包括《大长今》在内的韩剧，往往把镜头对准黎民百姓的平凡人生，使观众细腻体验底层生活的种种情趣……反观中国影视荧屏，美化帝王并替其歌功颂德的‘帝王戏’，奴性十足整日万岁不离口的‘辫子戏’，以及脱离历史事实而吹遍荧屏的‘戏说风’，都令中国观众腻味无比，痛苦难耐。”
……
一篇篇文章背后，你感受到陶冶那种热辣辣的情怀——对祖国、民族、人民的赤子情怀！他呼吁“恪守我们的道德底线”，他自己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文化人、传媒人应有的职责、良知他都恪守得很好。网上读者评道：“对陶冶的敬业精神深为敬佩。”“陶冶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大侠啊！”“陶冶体现了知识分子的道义感和尊严感！”……
陶冶的文章不全是针贬时弊的，他也写游记散文，如《青铜峡108塔之谜》、《沙漠之舟统万城之谜》；也写民俗文化类的散文，如《端午节随想》、《月饼与文化》；都写得别具风神。
我拨了陶冶的电话，谈了我的感想。顺边也提了一些小建议，陶冶在倾听、“谢谢”之后，传给我一串爽朗的笑声。接着我俩又是天上一句，地上一句。
想想报纸这种载体和出版周期，他的杂文是广大受众亟需的“快餐”，是与广大读者的精神结缘，是社会发展的文化量级。这本身何尝又不是一种风骨呢？在喧嚣浮躁的世风下，沉下心做学问者值得称道，关注民声、秉笔直书的思想者岂不更为难得？
愿传媒多一些敢说话、说真话的快手。 （延鸿飞系作家、《百花》杂志社总编辑）
责任编辑：张荣 张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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