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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下乡插队再招工回城，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很知足，觉得是很大的福气。1977年我在西安市一家工厂做汽车修理工。整天穿着油乎乎的工作服，月初，手提一个装满工具的大帆布包，去“拆车”——从送来修理的破车中拆里程表、摇窗机等附件；月末，则是“装车”，把修好的附件装回喷好漆的新车壳里。其余时间则把拆下的附件用汽油洗净后进行修理:挫呀、焊呀、铆呀……实在不行就到库房领新的换上。周而复始，单调之极。但我很有耐心，上班一丝不苟，下班就去厂托儿所接女儿，然后回到厂里单身宿舍——不足8平米，住了三个大人外加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婴，一张拼了块窄板的单人床是属于我们母女俩的。每逢周末，乘车从城北回城南的温馨的小家，我们一家三口团聚，其乐融融。
工作之余，我难得有时间看看杂志、小说什么的。但是凭着多年对文学写作的痴迷，自然而然地成为厂里的宣传骨干。我把宣传和本职工作都干得不错，每月工资41元零2角，节俭着也够花。如水的日子哗哗淌过，到我头发斑白时会像其他老工人一样顺顺当当地退休，谁也不会怀疑这一点。
然而命运还是来了个大转折。十月里的一天，在学校工作的丈夫急急地打来电话，兴奋地说所有报纸全登了消息，停招十年的大学要重新开始招生了。我的近乎死水般的心里立时荡起了波澜：进大学深造原本是我多年前的梦想，而今我年近30，女儿尚未断奶，既要工作又要带孩子，能顾得过来吗？再说丢弃十年的功课，要在短短的时间里捡起来谈何容易？更何况我在厂里过得挺安稳，年年是先进，何必再去自找苦吃？放下电话不一会儿，丈夫又专门赶来帮我分析，说看国家大形势，今后知识大有用武之地。他毫不含糊地表态，让我备战高考，有多大困难都能解决。末了，还鼓励说：“凭你重点高中的底子，估计能行。”
我思绪翻滚，以致夜不能寐。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倒台了，百废待兴，自然是教育先行。命运之神真的垂青我们这些“老三届”学生了，深造机会实在难得，错过要后悔一辈子的！此时不拼，更待何时！
我那即将退休的母亲也打来电话，开口第一句便是让我赶紧报名参加高考。我回答说已经报过名了。不知怎的，当时话语竟有些哽咽。
工作之余，我见缝插针地啃起书本。晚上，安排女儿早早入睡，我便专心致志地埋头演算那难上加难的数学习题。同宿舍的姐妹挺照顾，把小小房间让给我学习。一天夜深，女儿睡醒一觉，喃喃地喊“尿尿”。我嘴里应着，眼却离不开数学题，没等我从床底下拉出尿盆后再来抱她，迷迷瞪瞪的她蹲在枕头上就撒了一大泡尿。从来没打过女儿的我此时气不打一处来，随手就在她屁股上打了几巴掌！顿时，我的手发烫，看看女儿，小屁股竟被我打红了。生下来才4斤6两、一直瘦骨嶙峋的小不点儿瞬间哭得惊天动地。猛地，我抱着不懂事的女儿哭起来：“我是不称职的妈妈啊……”
被评为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取自厂里拍摄的“光荣榜”照片（摄于1975年冬）
多少年后，硕士研究生毕业的独生女儿提起那回事还有点“耿耿于怀”——其实她也是以后听我说的。她嗔道：“小时候，我挨的唯一一次打，是在妈妈高考复习的时候，对吧？”我点头承认，为了考大学，让我的宝贝女儿受委屈了，妈妈心里也不好受了多少年呀！
记得很清楚，临近高考，父亲又犯病了。他积劳成疾，患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等，哪种病都能要命。我去看他，他无力地喘着气说：“不要操心我。你快回去复习功课，争口气！”那暴着青筋的手几回抬起，催促我走。父亲的心思我明白，全家出了四个下乡知青，弟弟妹妹们初中没毕业就下乡，文化基础差，有望“跃龙门”的只有我了！
带着亲人的嘱托走进考场，提起笔来也觉得沉甸甸的。和我同时参加高考的有数百万人之多——谁能说这支年轻的队伍不是国家的栋梁？不满载民族的希望？
收到录取通知书大约是冬尽的日子……
从此，我如鱼得水，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毕业后，笔耕不辍，小有收获，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报效国家和人民。
岁月匆匆，今年是参加高考30周年。我打算趁女儿女婿自京返陕探家的当儿，搞个小小的家宴纪念一下。我准备的祝酒词是：1977年的那场高考，如天降甘霖，润泽民心。总共11届毕业生570万人同赴考场，全世界绝无仅有。没有亲人的全力支持，我不可能参与其中；而不参加那场高考，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我——当年陕西省西安中学高二甲班40多名同学，参加高考的寥寥无几，我是其中的幸运儿呀！感谢我的亲人，我爱你们！为了生活得更加充实，愿你们不放过每一次机遇，而机遇总是只给有准备的人……
责任编辑：张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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