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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从陕西安康到首都高校，从学画、学医到从文，从《省下我》《孤独书》到《出安康记》，身为一个被诗歌修饰的陕西女子，诗人李小洛——一个当代新女性，走出了她不同寻常的精彩人生。
医院的工作 让她更加了解生命
 和李小洛见面是在一个早晨，眼前的她一身休闲打扮，清爽、时尚、自然、冷峻。毫无疑问，她属于那种在人群中怎么也不会被淹没，并让人一眼就能深深记住的人。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出生在汉水边的一个小城镇。父母在外地工作，三四岁的时候被送到乡下和祖父母生活，没有兄弟姐妹，那时候也不大喜欢和同龄伙伴们一起玩，性格有一点小小的孤僻……童年时候，体弱多病，且每次生病持续的时间很长，于是，爸爸就希望我长大后能去学医。当然这也是他的愿望，因为他一直对医学有着很浓厚的兴趣。尽管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幻想着有一天成为一个著名的女画家。但还是遵从父亲的心愿学了医。”
医专毕业后，李小洛回到当地的一家医院上班。那些日子，每天都要面对着生的浓烈和死的阴影，面对刺目的血和冰冷的手术刀，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10年。也正是这重要的10年，使她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阅历更加丰厚，对人生、对生命的体会、感悟和关注也更加地细腻和成熟，这在她后来的文章中也常有体现。如《到医院的病房去》：“去看看白色的病床/水杯、毛巾和损坏的脸盆/看一看一个人停在石膏里的手；忘不了，看看那些早已失修的钟/病床上，正在维修的老人/看看担架、血袋，吊瓶/在漏。看一看/……人类的光线，在暗。”
“在医院10年，我看见女人怎么把女人生出来，女人怎么把男人生出来，有时候她们生着生着就撒手不管了。太多生死的无常，生命的无奈、冷漠、麻木和麻痹的神经，在这里都见惯不惊，习以为常。有人说，如果要把世界上的人再进行分类的话，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健康人，一类为病人。用词语来形容两种人的生活的话，那他们一个是白天，一个就是黑夜了。而这白天又是不懂那黑夜的黑的。在医院，太阳星星月亮都失去了它们本身的光芒，疾病，疼痛，生离死别的闹剧，每一天都在这里无序上演，时间在这里彻底慢下来。作为一个医务人员，冷静，理智，有效，快捷，及时挽救病人的生命是天职也是最基本的业务技能和素质，所以在诗歌写作中自然会不自觉地把这些都带进来。医院的生活对自己还是有很大影响的。虽然当时并不知道，但学医以及在医院10年的经历让我对人生、对生命，有了更多的思考和理解。这也是我成为一个比较清醒、理智的诗人的重要元素。”
父爱的缺失 让她更加领会人生
李家几代单传。李小洛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的掌上明珠。用她的话说，就是一直生长在家的大树下，没有完全从心理上度过断乳期。父亲对她和她的写作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我的父亲对我的期望一直很大，他可能是想把我当成一个男孩来养，还试图把我培养成一个优秀的画家，或救死扶伤的名医。”
10岁以前，李小洛和父亲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很多。那时候，妈妈带着她在一个乡村小学上学，父亲在外地工作，很长时间才回家一次。父亲是个商人，青年时代曾对祖国传统医学发生过浓厚的兴趣，也喜爱音乐。家里有很多医学方面的书，以及二胡、笛子、长箫、手风琴等乐器。没事的时候李小洛经常爬上家里的小阁楼去翻看爸爸的那些旧书，虽然里面很多字都不认识，但那些神秘中草药书上画着的植物标本却勾起了她极大的兴趣。它们是她练习绘画最早临摹的对象，父亲悠扬的箫笛也给她的童年带来了许多斑斓的梦幻。
“2002年早春的一个深夜，62岁的父亲突然去世。在那个早春里，一个最寒冷的日子，他越过生命的黑白界线，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走完他人生最后的里程。护送父亲的灵车从崎岖蜿蜒的山道上一路驶过，去他下葬的墓地，我成了最后一个人。那一天，在往年应该开满紫花的山坡上，取而代之的是满天满地狂生狂放的桐花和刺槐。花穗的繁重，累累从枝头上垂下来，垂过低矮的荒草，一直落到黝黑的苔藓上。像大地的眼泪。”
这个意外的打击对李小洛非常巨大，她像一个突然失去保护一下子暴露在风雨里的孤鸟，茫然无措，家的重担、责任一下子从父亲轰然倒下的肩膀上倾斜，挪移到了她的肩头。而在这之前，她更像一个懵懂无知尚未度过断乳期的孩子。接下来的半年里，她常常失眠，性格变得愈来愈孤独、敏感。常常在夜半大汗淋漓地醒来，想想父亲却在另外一个生死相隔的世界。这种境况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对生命、对人生的重新思考，让李小洛慢慢走出这场巨大的伤痛和阴影，开始把精力集中到闲置多年的诗歌上来。不仅如此，还因此而构成了她这一时期的诗歌品质。
“很多人看我的诗歌，都觉得女性的意识已经减到了最低，我想这正是和我对于父亲的这种感情有关。我写诗的时候心里始终有一个正在说话的男人。”
开阔的视野 让她更加谙熟艺术的真谛
2003年秋，李小洛在安康一套租来的不足60平方米的小屋里开始写作。她几乎是在一种原生状态下，将出现在自己大脑屏幕上的每一行文字记录、转述、呈现出来。
2004年4月，她的组诗《孤独书》２４首在《花城》独家推出，引起国内诗坛和诗歌评论界的广为关注。那个时候，她自己的环境也有了一个小小的调整和改变，离开原来工作的医院，到安康日报社工作。这期间，她的诗歌雨后春笋般不断地在《花城》《天涯》《山花》《诗刊》《星星》等中文核心期刊涌现。一些诗歌奖项也开始向她靠拢，命运之神向她垂下青睐的眼神。
2004年，由《南方都市报》发起、《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中，李小洛凭她的《孤独书》获得提名，成为“2004年度诗人”5位候选者中唯一的女性。也是继贾平凹、伊沙之后第三位被该奖提名的陕西作家。
2006年4月，李小洛获得第四届全国华文青年诗人奖。这是收获的一年。6月，李小洛当选诗刊社评选的中国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是十佳女诗人中最年轻的一位。这项评选活动是对近10年来中国女性诗歌创作的一次总结和展览，也是对具有代表性女诗人的一次集体展示。9月入住首都师范大学，10月，又参加了第22届青春诗会。几年中，对于李小洛来说，可谓是光环和荣耀铺天盖地而来。一位安康女性参与中国诗歌文化发展的道路，也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女人诗意的人生和她为了诗意而不懈的努力。
2006年９月，从安康到北京，可以说李小洛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生活。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三位驻校诗人，李小洛乘坐北上的火车离开安康，入驻首都师范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驻校访学活动。
这是一项由中国作协诗刊社和首都师范大学于2004年联合发起的一项旨在促进中国诗学研究、探索作家生存方式，不断吸取西方先进经验,促使中国文学整体建设,在作家创作、研究、生活方式上快速与国际接轨的制度性文学工程。现在已成为了中国文化、文学在新世纪的一个重要品牌，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开创性的一笔，并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引起了中宣部、教育部以及全国各大高校的热情关注。
学校为她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驻校诗人李小洛入校仪式暨诗歌朗诵会”与会者积极而热烈、中肯而准确地评价了她的诗歌创作，尤其肯定了诗人以独有的女性立场于诗歌中充分展现青年女子对纯真爱情极度渴望的创作理念。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报》《文学报》《中国妇女报》等数十家新闻媒体以《世纪诗人入住大学校园》为题作了专门报道。接下来为期一年的驻校时间里，李小洛将在诗刊社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指导下做一个诗学课题的研究，并参与学校师生有关诗歌的座谈交流。这是诗人李小洛的光荣，也是陕西、安康一项重大的文化荣誉。
 说到安康，说到故乡，李小洛眼中一往情深。 “安康是位于陕西南部、秦岭脚下、汉江边上一座山水秀美的小城，也是中国吉祥的地方。我在那里出生、成长。那里是我诗歌发生的现场。海德格尔曾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因为，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唯有在故乡才可亲近本源，这乃是命中注定的。正因如此，那些被迫舍弃与本源的接近而离开故乡的人，总是感到那么惆怅悔恨。2006年9月，我来到了北京。一下车，看着艳阳高照，晴空万里，道路上堵塞的车辆和人群，一时间有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这时候，正好有来自家乡的消息，说安康正在下着小雨，那一刻思念一下子就将我的心紧紧揪到了一起，眼睛也在瞬间潮湿。关于故乡的点滴信息都让我魂牵梦绕。所以，北京对我来说，可能只是一个驿站，我也只是一个匆匆过客。但在这里，我还是很高兴。我学会了一种刻苦、努力、勤奋以及白云一般高远、辽阔、纯白和素净的品质。”
无疑，李小洛在安康这座小城里属于一个静静的甚至带有悲悯情怀的观察者和生活场景的测量者，她在这座小城行走、停歇、观察、思考。郊外广阔而荒芜的原野和白雪中飞动的乌鸦以及火葬场的巨大烟囱，南环路卖鱼虫的小店，陵园路的梧桐树和步行街上繁杂的人群，冬夜里的乞丐和夏日夜晚风雨敲打的屋顶，都成为实实在在的生存场景甚至也成了富于象征性的写作背景。
在这些人事和物像上，她反观到了自己诗歌创作的深层动因。“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低头去看那些昆虫、乌云的影子、大风的印迹、一片纸屑、一片落在路边的树叶、一朵花瓣、一只正在搬家的蚂蚁、一行庄稼、一粒发霉的种子，我都觉得那是在看我自己。”
应该说，每个人在诗歌和文学写作中都会有属于个人的“故乡”，在阅读李小洛的诗歌时，安康是不能忽略的。也许，安康正是诗人写作的起点、动因，或许，也是诗人最终的归宿。
责任编辑：张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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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久的诗性释放，在备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