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历史本体论的一部佳作(中)

——论长篇小说《青木川》的艺术价值

常智奇

     程立雪是一个清纯如雪的玉洁女性。她是在和丈夫霍大成督察陕南地区的教育工作中，被动乱的社会局势冲散，又为丈夫的“大难临头顾自己逃命”的举措而伤心。她自愿地留在青木川，借助魏富堂的势力，致力于山区教育，影响魏富堂从匪气走向人气、文气、和气的人。她劝魏富堂施善政，“痛改杀人放火之前非，收敛刚愎狠戾的性情，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她把文明带进原始、封闭、愚昧、落后的青木川。她是一个带有天使般化身的人物形象。作者在她的身上，倾注了大量的赞美和歌颂。就是这样一个至善、至爱、至仁、至义、至诚、至真的人，在社会动荡的生活中，身不由己，人随事转，一生隐姓埋名，苟且偷生。残酷的现实，使她不能以自己真实的身份活着。这是历史本体论要直面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魏富堂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个典型的艺术形象。他是历史本体论的求索者、寻觅者，又是殉道者。他出身于一个大山深处的贫民之家，因贫困的生活所迫，给一家富人刘庆福家当了上门女婿。“刘庆福一死，放出去的高利贷被魏富堂重新认定，还本不还息。老乌他爹借了刘庆福十块大洋，利滚利已经到了300，愁得乌老汉恨不得上吊自杀，是刘家姑爷将290全免了，乌老汉感激得想给新姑爷磕头。”“魏富堂走上落草为寇的道路，是因为他杀死了地区民团团总魏文炳。”“魏文炳不是好人，欺男霸女，勾结山中土匪，是当地红帮的大爷。”“用魏富堂的话说是‘为民除害’，铲除这个‘鱼肉乡里’的恶霸。”他迫不得已入了王三春的伙。在抢劫辘轳把教堂的火拼中，他冒犯帮规，阻止了王三春枪杀单纯可爱的小修女艾米丽。他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朱彩玲结婚后，朱彩玲“对魏富堂有严格约束，不杀穷人，不杀无辜。她规定，铁血营的宗旨是杀富济贫，就跟《水浒传》里的英雄豪杰似的，替天行道。对部下也订立了明确规定，攻击单身行人、妇女、老人和孩子要受到处罚，但是攻击官员，不论是清官还是赃官，只要他们进入铁血营的眼界，都是合理的目标。是贪官，财物一律收没，人杀死；是清官，财物发还一半，留下一只耳朵。”王三春1939年12月31日被国民政府枪毙。魏富堂脱离王三春的干系，“回到青木川，摇身一变，变成了陕南九县联防办事处处长，成了与王三春对抗、为民除害的英雄。他以护佑青木川周边百十里治安为幌子，招兵买马，在家乡堂而皇之地大干起来。”他向往现代的文明生活方式，建起了方圆几百里少有的现代学校，使用起了电话、电冰箱、汽车；孩子们的英语讲得很好，女人一律讲官话，穿着时尚。他资助青木川的穷孩子到山外的大都市去上大学；他重金聘娶“进士及第”的赵家两位小姐，不抢不霸，明媒正娶；他在青木川种植大烟，却不准青木川的人吸大烟；他修建巴洛克浮雕式的中学，大量购进各种学科的图书资料；他修建带风雨廊的柏木桥、平坦的石板路……他一生恪守做人的道德底线，施善扶困，助危济贫，然而，他却在社会历史的转型期，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被错杀了。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初期，也有像魏富堂一样的人，落草为寇，占山为王，打富济穷。后来，他们在正确路线和思想的指引下，成为伟大的革命家、杰出的无产阶级战士。“魏富堂的许多举动实则是个义举，绝对符合共产党‘穷人翻身求解放，要干要革命’的道路，如果魏富堂依着这条路走下去，再接受红军的编制，解放后不是个元帅也是个了不起的将军。民国十三年，1924年，即是中国革命的初创年代，那时候参加革命的人，除非为革命牺牲，活着的都出息得什么似的。用魏富堂乡人后来的话说，倘若魏老爷沿着汉江多跑几步，就跑到共产党怀里去了，差那么几步，就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后生们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说魏老爷关键问题是没有革命者指引，倘若他当时像《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一样，遇上了‘常青指路’，那青木川的历史将是另一种写法，魏老爷的结局也是另一种样子了。”这些掷地有声的大胆议论，历史的疑问和沉思，是历史本体论的沉重之音、轰鸣之声。《青木川》的沉甸之重就在这里。
    许忠德是一个负载着历史本体论之重的艺术形象。他为人厚道，待人真诚，知恩图报，坚持原则。他受魏富堂的恩惠，魏富堂叫他们一批在外求学的青年学子回乡，别人都没有回来，他回到了青木川。不守信义的人后来都成为显贵、名流。他坚守做人的原则却被生活的无情浪涛所击打。他劝魏富堂投诚，却和魏富堂一起被批斗。
    所幸的是：历史本体论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最后给他以公正。他最后成为县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的生活信念不倒，做人的原则不改。面对弄虚作假、欺世盗名者，他依然是抓住不放，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
    解苗子是一位把自己交给上帝的人，她像一片没有根的浮萍，随水而走。魏富堂心里深爱着谢静仪却与她结了婚。她把自己的黄头发染成了黑头发，一生都没有讨来魏富堂的欢心和爱情。
    林岚、李体壁、曹延林等，个个都是在青春年华时，死于战争的残酷杀戮之中。
    个人的命运，在历史的掌握之中。时势造英雄。青木川的各色人等，同样摆脱不了社会历史对其的规约。叶广芩正是在历史的发展中表现每一个人不同的生活遭遇，通过个人的不同命运，表现社会历史的变化。人，在这里是历史的人。人的情感样态是社会历史的表现形式。

三

    《青木川》中新历史主义的代表是钟一山、佘鸿雁、红头发、张宾等人物形象。这些极具生活气息的人物形象，因其历史的真实，而在寥寥几笔的白描记述中，显得那么的入木三分，力透纸背。
    作品中的钟一山是一位留学归来的历史学家。他大胆猜测杨贵妃在马嵬坡没死，而是从青木川逃往日本国的。他面对从枯井中提出的一网袋青铜器的复制品文物，手里拿着红头发青年给他的那枚绿锈斑斑的衣带钩，口中还念念有词地说：“这是真的。”在钟一山那里，历史是可以伪造的。
    历史学家钟一山到青木川来，是为了对蜀道进行考察，对杨贵妃逃往日本的传说进行考察。“钟一山对被阳光烧灼的皮肤毫不在乎。最近几天，他在青木川地区确是搜集到了不少东西，有汉代的箭镞、陶罐，唐代的铜镜、三彩，还有一尊明代的瓷佛像，在青女家的楼上摆弄来摆弄去，看看哪个都莫名其妙，弄得房间里一股生土腥气。蜀道的研究在这里变成了一团乱麻。”
    钟一山的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泛起，是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的。作品中的佘鸿雁是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诞生出来的“怪胎”，他是李树敏的儿子，他的母亲佘老太太却被社会政治指认为是魏富堂强占的民女。几十年后，“老太太指着佘鸿雁说，他老子就是李树敏！老子上路那天他出生，是踩着毙他老子的枪子儿来的，跟他老子长得像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佘鸿雁在这政治斗争中，连自己归属于谁，自己的精神血质属于谁都不清楚。他完全是一个政治上的“随风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随新历史主义的大潮，把魏富堂的家园办成了一个“青木川阶级教育展览馆”。他从甘肃请来了一支搞泥塑艺术的“红江山”战斗队，把历史的魏富堂、谢静仪，以及魏富堂手下的连长旅长一类塑造得面目全非。尽管许忠德、沈良佑等人还健在，他们也不顾历史人物在现实中的真实，任意割宰、妆扮、丑化、漫画。正是这种政治历史的原因，钟一山陷入了新历史主义的重重迷雾之中。
    红头发这个艺术形象，是钟一山新历史主义的派生物。他有伪造历史、欺世盗利的一面，也有在各种政治思想观念影响下，追时尚、赶潮流、求新生的一面。他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的进程中的“不屑子”。他用尽一切手段向钟一山推销假文物，他的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常常被许忠德揭穿。“到了魏家后院，许忠德当着钟一山的面将沉到井里的网兜提上来，塑料网兜里满是青铜的物件，光唐代的衣带钩就有七八个，还有不少铜镜，有葡萄兽纹的，有菱花芙蓉草的。器物上刷满绿彩，一看就是批量生产的仿制品，由山外带进样品，佘鸿雁批量仿制，沉到干枯的井里，借着井底的潮气让浮彩慢慢渗入，慢慢生锈，然后再埋入黄土之中，数月后掘出，就是完整的‘出土文物’了。”这种伪造“历史”的行径，使我们的历史学家钟一山面对真假一片茫然，不知所措。“钟一山捧着一把衣带钩，如同捧着一把尚未长熟的青枣，好气又好笑，但是他私下跟许忠德说，老许，红头发手里那个衣带钩的确是真的。”
    “那个张宾已经彻底成了钟一山的‘俘虏’，不但对杨贵妃来过青木川深信不疑，还跑前跑后帮着钟一山找证据，召开座谈会，进入了同样走火入魔的状态。”
    这是现实生活的集中和概括。在当今社会中，有许多省、市为了开发旅游文化资源，造假墓、假坟、假遗址、假人物、假历史事件蔚然成风；有的为了争夺皇帝、炎帝的出生地，不惜花巨资造假；有的为了争夺归属权而不顾历史真实……
    历史本体论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实用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历史主义扰乱了人们的视线，人们陷入了一种空前的迷惘和困惑中。

四

    《青木川》是在日常生活的现象、场景中，表现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作品中有这样描写生活的场景：“老房墙上，依稀残存着标语，一层层覆盖，又一层层剥落，承载时代的记录。仔细辨认那些不同的美术字，有‘狠抓计划生育，三十天上环四十天结扎’，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还有‘进行土地革命，建设新中国’，有‘打倒地主分田地’……看得出每条标语在书写的时候都很认真，写标语的人无一不希望所宣传的内容能醒目长久，每一笔画都是描了又描，抹了又抹的。风雨岁月，写标语的人多已无处寻觅，那些用心描出的字迹也变得模糊不清，字迹的叠压让小镇变得陈旧又沉重。”冯明问起当年的几个积极分子。张保国说都死了。“冯明说，怎么都死了！冯明还想说，魏富堂这边的可一个个活得都挺旺，而且活得有滋有味，孙子都当了县长了，话到嘴边终是没说，毕竟不像领导干部的语言，也太没有政策水平。”叶广芩在这里要隐晦地传达出：人的才气、精神、胸襟是在历史社会的发展中，保持血肉之躯长寿的重要因素。气屈量小、心胸狭窄，面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风雨必然早损。历史意识渗透在“我活着”的血肉之躯的生存样态之中。
    魏富堂出资，供养着村里的一些穷苦人家的孩子在外上大学。1949年魏富堂写信叫他们回到家乡来，“意思说川陕局势动荡，青木川战略地势重要，必定将成为兵家争夺之地。为家乡免于燹乱，魏富堂希望在外的学子们回到家乡，辅佐他度过这一特殊时期，待局势平稳，他保证大家再续学业。”“那天在四川大学听魏富堂号召信的一共九个人，决定回去的只有许忠德一个。”他们不回去的人把魏富堂叫“土豹子”，“这样说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已经和青木川的这位民团司令做了彻底决裂。只是一念的瞬间，他们就找准了人生的立场和位置，并且将土豹子的资助抛之脑后，呈现出翻脸不认人的态势。用不着为了谁的资助而听命于谁，他们是有独立人格的知识人，他们应该有自己的前程，有选择的权利。到了这个份上，用不着再念着谁的好处而感恩戴德。”“几十年后，在四川大学树林里碰头的这几个人很多都成了学问家，有的在国内甚有名气，但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承认，自己是土匪供读出来的，也没有谁再走进青木川靠近过那座半坡的孤坟。他们边说求学的艰难，即脱离魏富堂资助后极短暂的一小段穷困，被他们大大地夸张了……人的忘却，有时候是故意。”知恩图报的道德观念在这历史的进程中被颠覆，仁爱在这里被“成功者”践踏。历史的本体被“成功者”反目、否认。知恩图报的许忠德，忠于传统的道德观念，却扮演了一个社会“悲剧者”的角色。

编辑：张荣  亦文